我的性啟蒙非常的早，某個程度上，也抱著病態。「兒童色情」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始終是相當曖昧的。跟許多人一樣，很小的時候我就有模糊的性幻想，也戲弄著自己的身體，而從小學時某個時候起，它就忽然變成了「色情」。與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，之於我那似乎欠缺了一個標誌性的事件。我並不記得是某個人曾告誡過我，或是某個人曾提到這件事，那似乎只是一種氣氛之間的微妙轉變，就像某個時刻起，察覺到有一股潛在的力量鼓勵沉默，而不鼓勵笑鬧一般。後來不知不覺地，我聽聞了「小學生不會產生性興奮」一類的說法彷彿真理一般被朗誦出來。可是我的身體明明是愉悅的。

從小學某個時刻起，我和異性之間的隔閡似乎是被斬斷的。Deborah Tannen的紀錄片裡所言的兩性隔閡，我並非不曾經歷過。但遷徙是我如此核心的體驗之一，小學時有一次，我搬家到國外，從原本的土壤被連根拔起，而無暇哀悼每一根脆弱的根系。一夕之間，坐在隔壁總是用書包擋著我，會在書桌間畫出「楚河漢界」那個強壯、有些英氣的女孩消失了（至今我只模糊記得她寬厚的額頭與圓臉，還有挺拔的眉毛）。

後來所有能回憶起來的材料，記憶最深刻的其實是兩件事。一件是座位被移到某位女同學旁邊，我的記憶裡，那是伴隨著一陣哄堂大笑的（實際上，可能是偷笑）。畢竟當時，我們皆已進入佛洛伊德所謂潛伏期的狀況，對異性的感覺總是伴隨著一陣彆扭、噁心且忌憚。女性的力氣較我們來得大，思想也更接近所謂「大人」而能具有一些特權。被移到女同學身邊，其實是頑劣學生的特別待遇，那些女同學，本質上是作為一種羞辱的道具：如果你想要被移到「正常」的那一邊，和男同學「正常」的在一起，你要乖一些。

那是我第一次被大人分到「異常」那邊，在那一邊我坐了整整一年，這件事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。

分配到我身邊的女同學，被賦予了某種矯正的色彩，她是那個比較「成熟」溫柔的學生，而我是「幼稚」自私的。在我記憶裡，她確實也是遵循著老師給她的角色，時常對我說些規勸的、無聊的話。第二件事就是在我們比較熟識的數個月後發生的。當時，我們仍處於體罰時代，而我們的英文老師則是以那個時代而言，也顯得苛刻的老師（在現代則毫無疑問會被免職的程度）。有一次隨堂小考，考試的內容我怎麼樣也及不上，眼看著就要忍受處罰，女同學從某一角抬起了手，讓我看見了她的答案。

但是那一臂之力畢竟是微弱的，她只好給我看了一次，兩次，這時卻讓老師發現了。她立刻被當眾鞭打了十數下……我趴在桌上等待著老師，但最後我竟沒有被處罰。她回座位時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直到第二節下課，我們都沒有說上一句話。在這整個作弊事件裡，被處罰的竟不是平時頑劣的我，而是平時乖巧文靜的她。我就這樣被放過了，這件事讓我們兩人都困惑不已，後來某一位平時不甚交談的女同學來對我說，她為了救你而被罰了，心裡很難過，你應該要為此作些什麼，去安慰她或是對她道歉。

我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麼處理的，在一個記憶的版本裡似乎我有去道歉，而在另一個版本裡，我覺得那畢竟是她自願的，我才不願意與她丟臉的和好。但我清楚記得那股來自另一個人的壓力，一個不同於我的人被犧牲掉了，而我必須作些什麼才能消弭這整件事裡的不義。儘管我們是不同的，坐在彼此身邊對我們而言都是個羞辱（對她而言是自己莫名其妙被分配在最頑劣下三濫的孩子旁邊），但在這件事上，我們是那麼的相同。屬於性別的部份，短暫的被消弭了起來，但我仍必須想像著，該怎麼作，該做些什麼不同的事才能……

暫且回到最初的部份，為什麼我說性之於我是一種令我震顫的歡愉，並且我很早就知道那是不對的。或許很意外的，早在媒體尚未解嚴、尚未進入競演「三體」吸引眼球的時刻，電視與報紙就是我最早啟蒙的性讀物。那時候，人肉叉燒包這部電影捧紅了黃秋生，他成了第一個演三級片得獎的影帝。那支預告在電視上播映了許多次，而且是一種殘忍的、片段的形式。黃秋生憤怒地拿起一把筷子，女孩子絕望的一聲叫喚之後僵死，下一個鏡頭，表示陽具的筷子沾滿了血。我的家人總是連忙將我的眼睛捂起來，但他們捂不起那聲尖叫。我永遠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到某一個逐漸接近真實的時候，我的眼睛就會被捂起來，只剩下那一聲蒼白的尖叫。

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會打開電視反反覆覆看那段廣告，但當秒針倒數到了那個揭謎的魔性時刻，我也會自己捂住自己的眼睛。

童年某一段很長的時間，那就是我（誤）認為的一個性行為的本質所在。